至少在东南推动工业经济、城市经济已经有了充足的条件。

赵桓思索间，杨时继续说道：“但东南粮食富足，却并不意味着普通百姓生活亦已富足。这些产出的粮食并没有进入民间，而是大部分被浪费在两个方向。”

“其一是我朝设立的转运使司。天下泰半之财富，需要从地方不远千里转运到京城。但受制于交通不便，转运途中大量粮食被消耗。年年如此，意味着天下无数财富根本无法流通，就白白浪费在了转运的途中。”

一众宰相们都默不吭声，转运使司制度是大宋的国策，从立国之初太祖皇帝就定下了强干弱枝之法，举京师之众以临四方，所以要将地方上的税赋、钱粮都转运到朝廷掌控的指定地方。以免地方作大，重导藩镇割据的覆辙。

也正是在这种矫枉过正的国策下，大宋才会有一国养东京一城的说法。

但连年的转运，也使大宋的徭役极为沉重, 百姓年年服役，作为民夫运输钱粮。这种役夫也几乎成为大宋一个时代的经典印象。逼得王安石不得不推行募役法减轻大宋百姓的徭役负担。

这实际上几乎等同于大宋年年在打仗，举国范围内都在转运钱粮, 无数粮食就这么浪费在了运输途中，别说百姓没见到，官员们没见到，就连赵桓这个皇帝也没见到。

天量的粮食就在一处一处的转运中消耗掉了，既劳民又伤财。

这项国策，只能评价为矫枉过正。整个国家，整个民族，都被中唐以来那持续数百年的武人乱国搞怕了。

武人乱国，可是比文臣乱国残忍太多了。杀人如麻，吃人成风，数百里一片鬼蜮，那都是常态。

限制武人，成为包括武人在内所有阶层的一致意见。朝廷必须确保整个国家不会重走藩镇割据，武人乱国的道路。

但这项国策，其实有些一刀切的意味。

赵桓说道：“转运物资，避免地方做大，无疑是一项良策。但不问是非，不切实际，便下令各地将钱粮全部转运到朝廷，无疑是极大浪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