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布中进士后，先是在地方为官，后来被时任开封府尹的韩维看中，委以重任，神宗皇帝拉开变法大幕，曾布再经王安石推荐，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制订青苗、助役、保甲、农田之法，成为新党的主要骨干之一。

然而在熙宁七年，迫于旧党及高滔滔等人的压力，神宗变法之心有所动摇，下令曾布彻查市易法，曾布查过后为认，市易法是‘挟官府而事兼并之事’，并如是上奏。

王安石和吕惠卿因此认为曾布有意阻挠市易法推行，将曾布贬知饶州。

凭心而论，曾布对市易法的结论是非常公允的。

但是，曾布作为新党的骨干之一，不可能不知道王安石施行市易法，急欲敛财的用意。

当时大宋的外部的战略态势，已经恶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北边的辽国咄咄逼人，更要命的是，青唐的吐蕃已经与西夏和亲，两者一但结盟，大宋的关中就成背腹受敌，川蜀恐怕也要完蛋。

宋神宗，宋朝最有为的一个君主，王安石，提出天变不足惧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卓越宰相，就是这样的两个人，制定的新法全部冲着敛财和强军而去。

青苗法、差役法、均输法、市易法等主要冲着一个财字，保甲法、保马法等则冲着一个军字，而且连试点都不及搞，推行得是如此的急，难道他们急于把国家刮空，只是为了给庞大的官僚队伍发薪俸？或是为了中饱私囊？难道这就是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的真面目？

剥开历史的迷雾，你就会发现，宋神宗和王安石抛开吏治，而专注于敛财和强军，无非是急于扭转外部越来越恶劣的战略态势。

从王韶上平戎策起，大宋在熙宁五年拉开了熙河开边的大幕，洞庭之滨，章惇也在对南方叛乱的山蛮大举用兵，横扫十数州，大宋此时正在两面开打，而打仗是要烧钱的。

就在这个关键时候，作为新党骨干的曾布，竟迫于压力拿出市易法是‘挟官府而事兼并之事’的论断。

确实，市易法就是官府在搞垄断，但王安石为什么这么干，曾布会不清楚？

从这个层面上来讲，曾布的论断看似公允，却是背叛了新党的，王安石贬他不冤。

曾布之所以重新得到新党认可，源于后来司马光让他主持修改役法，他严词拒绝了，导致再次被贬，也重新得到了新党的认可。

但他投机的本性终究难以完全消除，今天的新党私会，让大家都产生了浓浓的危机感，曾布的这种感受尤为强烈；一回到自己的府上，曾布立即把自己的幕僚石曼舒叫到书房。

见到曾布阴沉的脸色，石曼舒低声问道：“相公，可是前方又起战事？杨逸不是已经和辽国议和成功了吗？”

韩忠彦被贬谪后，曾布接任了枢密使，因此石曼舒有此一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