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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桧奉命之后,历数月时间,终于以王安石当日上仁宗皇帝书的精义,上《议立学校札子》,建议在全国各地开设学校,县设小学,教授以六艺,其中包括学习经义,算术,朝廷典章制度,律法,甚至骑射剑术。

而州府,则再分门别类,加设中学,小学毕业的学生,再至中学深造学习,毕业之后,便可以选为吏员,甚至为官。

学业更精深者,则可以入京师太学,待遇同比官员,毕业后便可以在中央部门任官,或是到地方为官。

这一系列的办法,其实王安石在学校改革办法中早就提出,当年改革科举制度,不试诗词改为经义,已经是一大变革,而改革之后的效果却并不好,考诗词则考生专习诗词歌赋,考经义,则专背经义,一样的死记硬背,而百多年之后,更被设定八股,科举彻底走到了死胡同里。

而王安石的本意,改革考试办法只是一个开始。在各地兴办学校,教授以专门知识,然后以学校制度来取代科举,才是他的改革中的精髓。

可惜在他身处的时代,受到的掣肘太多,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,也没有办法在考试及学习的内容上做太多的变革,尽管如此,这种改革办法都受到了太多的抵触。

赵桓原也有意要复方田均税、青苗、农田水利诸法,不过他花费在军事上的精力太多,此时也不可能拿出大量的精力与时间,来和满朝的士大夫做斗争。仅是方田均税一法,其实和后世的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类似,触犯的全是士大夫的利益。青苗法,更在二十世纪被处于经济困境中的美国政府借用,成为农业小规模贷款的模板,触犯得罪的,却是能有资格放贷的豪门富绅。

至于农田水利,赵桓不以法度,而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颁布施行,算是不行而行。

若不得借用考成法,还有诸多法门办法约束,以宋朝官员的惰性,根本就想在任内百无一事的好,几年功夫下来,不少冗官贪官纷纷落马,而今上的利害官员们也多办知晓,在政事上绝无阻碍,象神宗朝那些元老重臣敢在任地里公然抗法不遵的情形,还没有出现在赵桓治下。

饶是如此,赵桓仍然深切感觉,纯以科举办法取得的中下层官员,其中当然有相当一部份勤劳任事公忠廉能的,然后大多数官员虽然不敢贪墨,却也不喜多事。象改革成法,辛苦劳累却又不能多得好处的事,交在这些官员手中,却是事倍功半。他们能力不足,思维僵化,甚至好好的法令颁布下去,为了省事敷衍了事的,或是干脆搞一刀切的,比比皆是。

所谓变法首要得人,也是当年王安石与宋神宗越次奏对时首先提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点。

赵桓的变法经历了几年的时间,也已经到了准备从根本上改革制度的阶段,而要想从根本上改革制度,则必须首清吏治,而清吏治,则不能仅仅从肃贪和任用能臣这个角度出发,所谓得人,便是要大批量的培养可用的人才。

秦桧身为佞臣,对“圣意”自然是揣摩的清清楚楚。自回长安奏对过几次后,便在家里安心研习王安石的著述,而更多的细节,则其实是赵桓每天用手札向他说明,旁人以为他这个参知政事待罪无事,哪里知道他躲在家中,炮制了学校改革这样一篇大文章。

现今的参知政事,不过是张所、谢亮、赵开、秦桧四人。前两人,都是靖康二年之前便宣抚一路的大臣,又是赫赫有名的主战派,其实观其德才,不过是一路专任局限,在参知政事的位置上,才能便嫌不足。好在赵桓不大需要有作为敢担当的宰相,两人便也随班就列几年,于政务上多半承命而行。而赵开则是理财能臣,手掌三司,实为计相,除财赋转运外,一无所闻,秦桧奉命出外,裁撤地方,考核官员,为推广减免州县和考成法在地方上的实施,立下了诺大功劳。

整个中央机枢,多半仰仗皇帝决断行事,在整个宋朝的历史上,可称绝无仅有。一者是赵桓声望大涨,比开国帝王不惶多让,二者是赵桓这几年的精力全数用在军务上,对政事的改革也只是以俭省财赋,杜绝浪费为主旨,对原本的政体较少触动。

虽然如此,考成法等诸多举措下来,反对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,宋朝又有家法不得诛杀士大夫,更不以言罪人,不少悍不畏死的中下层官员,包括大量的御史谏官,都对朝政上有着种种非议。若不是赵桓独出心裁,以学习班的名义进行变相的处罚,又有李纲宰执为减压阀,这才勉强支撑下来。而要大改成法,其实还要比当年王安石激进许多,改革的地方更多,则必须在中央官制改起,由宰执们改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