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这不代表杨坚就放弃“二刘”，他先把刘炫任命为凉州士曹，后来又把刘焯任命为太史司史、云骑尉。

刘焯在众多常识之中，尤其精擅天文学，他发现历法多存谬误，多次建议修改，并创出《皇极历》，首次以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，创立“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”来计算日、月、五星的运行速度。这比以前诸历精密。“定朔法”、“定气法”也是他的创作。

这些天文观点和《皇极历》在史上享有极有地位的天文巨著，但是现在，却因为和太史令张胄玄的观点相左而被排斥，而坚持自己主张的刘焯，不出意料的再次不容于群，又被罢黜了。

刘焯又一次败给了官场、败给了世道，他现在不但心灰意冷，而且身体也十分虚弱，因为他家穷得马上断粮了，吃的饭都是淡得可见碗底的粥。

这次登门造访，并不是对仕途还有念想，也不是混饭吃，而是希望杨集帮他把学术著作带去凉州，送给志同道合的知己好友刘炫。

当然了，他心中也不指望杨集会接见臭名远扬的自己，然而意外的是杨集竟然请他入府。

刘焯今年五十九，头发花白，穿着一身浆洗失色发白的麻衣，在张出尘的引领下来到了凉亭，行礼道：“草民参见大王。”

“刘先生免礼，请坐！”杨集肃手示意。

“谢大王！”刘焯坐了下来。

杨集目光锐利，在刘焯坐下时，一眼就看到他脱了线的旧靴子，而且上面还打了很多补丁，刘焯心中一窘，抱拳苦笑道：“非是草民轻率不庄重，而是另一双靴子洗了未干，只好穿这旧靴，请大王恕罪。”

客人的衣着是否好坏、是否得体，代表了客人对主人的尊敬轻重与否，所以刘焯才这么说。

“无妨无妨！”杨集心中叹息，刘焯好歹是太史司史，而且还有一个文散官云都尉，虽然两者都不高，可是加起来的话，每年也有不算低的俸禄，怎么这么落魄？

刘焯也知说不过去，叹息道：“家中虽有均田，但这两年收成不好，又不忍心逼迫佃户，再加上草民好书，俸禄几乎都花在书铺里去了，哎！说来当然是难为情的。”

杨集听得肃然起敬，安慰道：“但凡是人，都有自己不如意的时候，先生也不必难为情；以先生的才华，想挣钱养家还不容易？只要收徒授课，即可解决这个问题。这并非是先生没有赚钱的能力，而是不愿罢了。”

“不瞒大王，草民这次被罢职，便打算回乡授徒于闾里，致力于育人和著述。”刘焯沉吟一下，又问道：“大王，不知光伯贤弟（刘炫字光伯）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他现在担任凉州总管府士曹，而圣人为了教化羌人等种族，让我在凉州兴办官学，推广汉学，所以我准备让刘士曹兼任凉州官学祭酒之职。”

杨集说到这里，便向刘焯说道：“只是他事务比较繁忙，且万事开头难，以一人之力恐怕很难忙得过来，我想从京城带几名夫子过去帮忙，但一时又没有好人选。先生如今闲赋在家，不如就随我去凉州好了，这样既能与刘士曹一起完善经典，又能育人著述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”

刘焯听得怦然心动，但沉吟片刻，还了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“大王好意，草民心领、也很心动。可是这职务，草民却是万万担不得的。”

说着，他把带来的方方正正大包裹放在一边，说道：“草民这些年对《九章算术》、《周髀算经》、《七曜历书》等涉及日月运行、山川地理的著作进行研究，编出了《稽极》、《历书》；还根据各派学说，整理出《五经述议》，恳请大王交待光伯贤弟，让他闲暇之余，代为斧正。”

杨集看了那个绸缎大包裹，又对比了一下的衣着，心知刘焯对这包裹里的书籍珍视异常，不过他此时更在意刘焯这个人，于是不解的问道：“先生为何不愿去凉州育人呢？你们聚在一起探讨不是更好吗？”

刘焯说道：“草民臭名远扬，既不容于官场，也不容于士林；不想给大王、光伯增加麻烦。”

“什么叫臭名远扬？”杨集嗤之以鼻的摇了摇头，由于刘炫是知名大师，且又是他的下属，所以他对于“二刘”不容于官场、士林的缘由知之甚详，冷笑道：“自先秦至今，凡学识渊博、精通儒学的人，没有几个超过你和刘士曹；可以说，如果你们二人是孔家、或是五姓七宗子弟，名气和地位定然超过活在汉末的郑玄。何以你连个从九品下的太史司历都守不住？是因为你是寒士，是因为你的能力和成就已经超过世家门阀伪造出来的一切‘大儒’，但是你又不愿违心的承认他们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利用影响力、喉舌抹黑你，令你无法立足于官场、士林；如果你愿意投靠他们、不管是非的为他们摇旗呐喊，那你‘儒道宗师’的名声一日之间就可以传遍天下，就算是圣人，也不能不许你相应的官职和地位。但是你和刘士曹都没有，所以，你们才沦落到这一步。若是他们现在就为你们两人立传，恐怕你们都不认识那上面写的是你们。”

说到这里，杨集向侍立一旁的李大亮说道：“两位刘先生如今的名声，就是因为他们坚守原则、保持初心、不愿和肮脏的灰色势力为伍，而被逼迫出来的结果；由此也可见，一名好官要想排除万难，始终不忘初心的公正廉洁，是件异常艰难之事。”

“既然两位刘先生做到，我觉得我也能。”李大亮肃然道。

“我拭目以待！”

杨集点了点头，又郑重的向刘焯说道：“刘先生，我要的是真实有效的知识、要的是各种经典之初衷，而不是别人曲解出来的东西。只有用这些知识来育人，才不会误人子弟、遗祸后人。至于别的，我并不在乎。这一切，于国于民同样有利，这不正是你一向的志向吗？”

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刘焯也不再矜持，便站起身，深深的行了一礼：“既如此，那草民也不矫情了，愿以此残躯助大王一臂之力。”

“就这么说定了！”杨集笑道：“我是凉州总管，不久就就要去凉州治理地方，但是总管府佐官始终没有配齐，许多人都是身兼数职，我会向圣人说明你的情况。”

“多谢大王。”刘焯知道各总管府的总管虽然没有任免权，但却可以推荐除长史、司马、诸曹以外的佐官，如诸曹之下的丞、都事、考功等等。而且凉州是大总管府，佐官品阶都不低。

“要说多谢的是我！”杨集说道：“因为你和刘士曹的五经释义是我急须之义疏。”

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开始，官方思想就是儒家独尊，其它思想一概禁锢。但是该思想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，而是董仲舒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、时代背景之后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，容纳了道、法、墨、阴阳五行等家一些思想，体现了儒家思想的“兼容”与“发展”特性，最终形成了“新儒家思想”。

等儒家形成儒家独尊天下的局面，儒家内部在解读先人经典之时，却众说纷纭，从而形成了众多师说不一的流派，有的流派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存在，最终反目成仇。

五经中的《诗经》分为齐、鲁、韩三派；《尚书》分为欧阳、大小夏侯；《礼》有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，其中《礼记》又分大小戴；《易经》分为施、孟、京、梁邱四派，《春秋》既分公羊、谷二传，公羊派又有颜、严之学。

经学史上称这些大分歧为“师法”。

后来经学大师们又在“师法”的旗号下衍生出新的学说，由于经学大师的家族以此演说教育后人，于是这又被称为“家法”，而“家法”又分出各种异端学说。使整个儒学体系就像树干分枝、枝又分枝，大多远离根本、经义难明。

最后各个流派都希望统一学说，将儒学归于本源，于是在隋朝之前，曾出现三次儒学讨论大盛会，首先是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；其次是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之议；三是东汉末郑玄遍注群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