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这种差距，比较外在的说法是国情差别。

因为快思维的主体中国目前是在扮演追赶者的角色，并且在追赶的过程中始终需要面对慢思维社会构建的科学封锁线。

在很多领域内的相对落后是客观事实，不因个人意志而转移。

大部分出生在汉语环境中的学者必须先突破封锁线，才能获得真正的顶级知识，快思维的中国比慢思维的欧美多了一重困局。

比较唯心的说法便是陈锋这所谓的语言决定思维模式论。

快思维的社会结构里普通民众的基层知识更好，但在顶层的阶段，快思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效率衰减。

理论上，如果快思维母语者本身性格比较沉稳，在学习和累积知识的过程中也能做到慢思维者那样一步步夯实基础。

但这又多了个性格沉稳且坚韧的先决条件，因此从比例上讲，慢思维的确容易出中坚层的知识分子，并导致顶级知识分子的数量比例出现差距。

在顶级知识分子的人数上，快思维母语结构的人稍微落后。

原因很复杂，也很多方面，陈锋现在也只能执拗的认为无论何种母语，登顶时代知识终点的难度是一样的。

只是现实世界里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最终导致了如此结果，所以他也只能以既辩证又唯心的想法来看待世界。

他认为，最完美与省力的捷径，是将两种语言的环境完美融合到一起，让后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分快慢结构的思维。

这是先天的融合。

在他身边有个最鲜活的案例。

从小就生长在双语环境，母语根本不分中英的青年学者赖恩。

诚然，赖恩的成功与他个人的天赋和努力脱不开干系，但他的存在起码也给陈锋奠定了信心。

同时陈锋也要追求后天的融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