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作以往，徐美茵这会儿已经放弃说教了，她觉得孩子还小，大了再跟她说也不迟。但她看着自己六岁的小女儿，忽然觉得，或许现在教她都太晚了。

从什么时候起，她的女儿已经不可爱得成了这个样子。

“你今天做了很严重的错事。”

放弃要她将心比心地自己发现错误，徐美茵直接指出来了。

“首先，你借走别人的东西，没有提前跟人家说。第二，那是对于何玉很重要的水彩笔，你把它弄坏了。第三，你弄坏后没有跟他道歉，反而大哭大闹，怪他小题大做。”

姜明珍不懂：“活芋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拿啊？”

徐美茵反问她：“你为什么可以拿？我有没有教过你，借别人东西前，要问别人愿不愿意？”

是教过。姜明珍会问的，假设对方是学校的同学，她借东西一定会提前打招呼；但对方是何玉，姜明珍便不会提前知会。

她抢他东西，抢成了一种习惯。从何玉乖乖地把自己的地瓜干让给她的那一刻起，最后一点“他”与“我”的界限也消失了，他的东西就等同于她的。

“好吧，”姜明珍承认：“算我有一点点做错了。”

“不止一点点，我说了，是错得很严重。他的水彩笔，是他爸爸送他的。你知道吗……何玉的爸爸不在这个世上了。”

“啊？那他去了哪里？”她问得一派天真，完全不知其中的沉重。

徐美茵选择不再避讳地，和她的女儿谈论不幸的事。但姜明珍对于死亡的理解，相当浅显。死亡离她年轻的爸爸妈妈很远，离她更远，远得就像是永远不会到来一样。

她妈妈吐出一口气，向后靠上了椅背。

“哪里也不去，他只是不会回来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