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根据本性决定行为这一现象，假设本性是由于脑部活动所产生，和脑部活动有密切的关系。本性的形成，他假设是先天遗传和后天影响相结合而成。

他又假设，脑部活动受内分泌影响，那么可以联想到本性也受内分泌的影响。

他替自己找到了方向，就锲而不舍从研究内分泌开始，去实现他的理想。

年复一年，他确然成为内分泌研究的权威。

听到这里，我们都苦笑－－没有人怀疑平地青雄在人体内分泌研究上的权威地位，可是那和要把人性作改变，还是天文数字的距离！

游救国看到了我们的反应，他很沉著地继续说下去：“在我的研究有一定成绩的时候，我开始实验。”

大家都集中精神，听他如何开始实验。

游救国分析出了一些物质，由内分泌系统产生，他认为可以影响人的行为。而他选择了鸭子作为实验的对象。

当游救国说到“鸭子”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讶异的反应。游救国道：“在医院附近有一条河、一些港湾和湖泊，有许多养鸭人家，我在散步的时候，观察到鸭群的行为。一群鸭子，不论是几百只还是几千只，都一定有一只鸭子带头，另一只鸭子押尾。其他所有鸭子都根据带头鸭子行进，带头鸭子走到哪里，大群鸭子就跟到哪里，不会做其他的考虑。鸭子的这种服从带头鸭子的本性，和人类盲目认同领袖的本性，在本质上完全一致。”

听游救国解释为甚么选择鸭子作为实验的对象，我不禁苦笑。不单是鸭子，有许多动物，都有服从领袖的本性，人是动物之一，自然也难免如此。然而承认了人有这种本性，也就等于承认人和其他动物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差别－－这无论如何不是令人感到愉快的事情。

游救国从鸭子的行为著手，开始研究改变动物本性的可能性。他的假设，还是从脑部的内分泌组织开始，经过不断地试验，他发现切除某一种内分泌之后，鸭子就在行为上不服从带头鸭子，而且离开鸭群，有独立的行为。

他替上千只鸭子动了这样的手术，除了有三分之一死亡之外，其余经过手术的鸭子，在行为上完全成为独立的个体，而不受群体影响，带头鸭子更对这些鸭子的行为，完全没有影响作用。

取得了这样成绩的时候，离大战结束已经有二十多年。

游救国望著那群经过他手术的鸭子，在行为上完全不受本性指挥，带头鸭子尝试去约束它们，它们会反抗，会勇敢地攻击带头鸭子。

每当游救国看到带头鸭子反而被攻击得狼狈而逃的时候，他就开怀大笑，想像著当年纳粹领袖一声号令，如果根本没有人听从，或者更群起而攻之，那么希特勒、戈培尔之流，也就只好抱头鼠窜，落荒而逃，绝对无法发动战争，祸害人类。

而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多人，声嘶力竭地高叫“希特勒万岁”，完全是由于人类本性之中奴性在起作用－－所有高叫“某某人万岁”者，都是受本性中奴性的推动而做出的行为。

游救国知道自己的发现，如果施在人的身上，同样可以改变人类这方面的本性，从而达到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可以发动战争、再也没有人可以以自己的疯狂带领亿万人进入疯狂境地的事情发生。这对人类来说，是从低等生物进入高等生物的重要程序。

他知道这个发现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。然而他的研究到这时候却停滞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