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也是人生的讽刺，九莉给她母亲从小训练得一点好奇心都没有，她的好奇心纯是对外的，越是亲信越是四週多留空白，像国画一样，让他们有充份的空间可以透气，又像珠宝上衬垫的棉花。不是她的信，连信封都不看。偏遇到个之雍非告诉她不可。当然，知道就是接受。但是他主要是因为是他得意的事。

九莉跟她三姑到夏赫特家里去过，他太太年纪非常轻，本来是他的学生，长得不错，棕色头髮，有点苍白神经质。纳粹治下的德国女人都是脂粉不施。在中国生了个男孩子，他们叫他“那中国人”。她即使对楚娣有点疑心，也绝对不知道，外国女人没那麼有涵养。夏赫特连最细微的事都喜欢说反话，算幽默，务必叫人捉摸不定。当然他也是纳粹党，否则也不会当上校长。

“他们对犹太人是坏，”楚娣讲起来的时候悄声说。“走进犹太人开的店都说气味难闻。”

又道：“夏赫特就是一样，给我把牙齿装好了，倒真是幸亏他，连嘴的样子都变了。”

他介绍了个时髦的德国女牙医给她，替她出钱。牙齿纠正了以后，渐渐的几年后嘴变小了，嘴唇也薄了，连脸型都俏皮起来。虽然可惜太晚了点，西谚有云：“寧晚毋终身抱憾。”

之雍这次回来，有人找他演讲。九莉也去了。大概是个徵用的花园住宅，地点僻静，在大门口遇见他儿子推著自行车也来了。

也不知道是没人来听，还是本来不算正式演讲，只有十来个人围著长餐桌坐著。几个青年也不知是学生还是记者，很老练的发问。这时候轴心国大势已去，实在没什麼可说的了，但是之雍讲得非常好，她觉得放在哪里都是第一流的，比他写得好。有个戴眼镜的年青女人一口广东国语，火气很大，咄咄逼人，一个个问题都被他閒閒的还打了过去。

出来之雍笑道：“老婆儿子都带去了。”

次日他一早动身，那天晚上忽然说：“到我家里去好不好？”

近午夜了，她没跟楚娣说要出去一趟，两人悄悄的走了出来。秋天晚上冷得舒服，昏暗的街灯下，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，手牵著手有时候走到街心。广阔的沥青马路像是倒了过来，人在蒙著星尘的青黑色天空上走。

他家里住著个相当大的弄堂房子。女佣来开门，显然非常意外。也许人都睡了。到客室坐了一会，倒了茶来。秀男出现了，含笑招呼。在黄黯的灯光下，彷彿大家都是久别重逢，有点仓皇。之雍走过一边与秀男说了几句话，她又出去了。

之雍走回来笑道：“家里都没有我睡的地方了。”

隔了一会，他带她到三楼一问很杂乱的房间裹，带上门又出去了。这里的灯泡更微弱，她站著四面看了看，把大衣皮包搁在五斗橱上。房门忽然开了，一个高个子的女人探头进来看了看，又悄没声的掩上了门。九莉只瞥见一张苍黄的长方脸，彷彿长眉俊目，头髮在额上正中有个波浪，猜著一定是他有神经病的第二个太太，想起简爱的故事，不禁有点毛骨悚然起来。

“她很高，脸有点硬性。”他说。

在不同的时候说过一点关於她的事。

“是朋友介绍的。”结了婚回家去，“马上抱进房去。”

也许西方抱新娘子进门的习俗是这样源起的。

“有沉默的夫妻关係。”他信上说，大概也是说她。

他参加和平运动后办报，赶写社论累得发抖，对著桌上的香烟都没力气去拿，回家来她发神经病跟他吵，瞎疑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