格蕾丝感到十分困惑，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“可那是谁的错呢？我们本意是让人民过得更幸福，我们并没有懈怠，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不满？还是说，我们注定无法同时令所有人满足？”

他的问题让艾伦也陷入了沉思。

“当然是国王和贵族的错，”巴纳尔神父说，“如果不是这两颗毒瘤占据了社会那么多不合理的财富，所有人民都能幸福起来。”

格蕾丝很确定了，他不喜欢巴纳尔神父武断的说话方式，也不喜欢他把国王比喻成毒瘤。也许人们喜欢这种有趣又易懂的说法，但太武断、太不讲道理。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国王并没有否定宪法。”格蕾丝眉头已经有些皱起来。

“可他的意思也很明确了，他并不打算让出所有特权。”巴纳尔神父也表现出在酒馆里与人辩论的架势。

他们又说回去了。

“所有特权？您竟然用‘所有’这个词，这不是太不实际了吗？”

“可那些‘所有’的，本就都是不合理的！如果外科医生看到人身体上长了一颗危害健康的毒瘤，他绝对不会建议只割掉一半，还剩一半——”

“您在说什么？您在假设没有国王吗！”

“这不是‘我’的假设，这是很多人的想法。酒馆里人们每天都在反思法国的失败，他们认为源头就在于没有彻底取消君主制。只把土地表面的草烧了没有用——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