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从经济上说，本来就宜于分业，平民出饷养兵，全不过问战事，对经济建设是有益无损的。若实行府兵制，则举国皆兵，实至今日乃有此需要。

可兵若真能御敌，平民原不需全体当兵。所以说，募兵之制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，有其相当的价值。

大宋立法有其深意，只不过所行不能副其所期，利未形而害已见罢了。

而刚刚说到番戍的问题，兵力的逐渐腐败，番戍之制使得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，不便于指挥统驭。

而兵士居其地不久，既不熟悉地形，又和当地的百姓没有联络，三年番代一次，道途之费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，劳财何其之巨？

更重要的是，每逢水旱偏灾，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，于是兵数递增。

宋开国之时，不满20万；太祖末年，已增至37万；太宗末年，增至66万；真宗末年，增至91万。

仁宗时，西夏兵起，增至125万。后虽稍减，仍有116万。

欧阳修说：“天下之财，近自淮甸，远至吴、楚，莫不尽取以归京师。安然无事，而赋敛之重，至于不可复加。”

养兵如此多，即使能战，也存在危机，何况并不能战，对辽对夏，都是隐忍受辱。

好吧，说远了，只说对盐改的影响。

上面已经说了，大宋番戍和后世正好相反。

后世华夏也有轮转番戍，但是，后世轮转的是将领。也就是说，几大军区司令，包括基层军官升迁调职，动的是官，而不是兵。

但大宋正好反过来，动的是兵，而不是将。

三年番代，士兵刚熟悉地方戍卫，就被调走了，劳身劳财不说，也确实不利于防卫。

而如此一来，如果推进盐改，将门要打好招呼的就不是某一个节点的将领，而是几乎要和整个西北的将官达成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