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赫煊说：“我在南洋当过乞丐，做过报童，饿极了也不免沦为小偷。那时我最大的梦想，就是每天能吃饱，有个躲避风吹雨淋的房子。中国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那跟我无关。”

沈从文心想：原来《神女》的创作，来源于周先生的自身经历。

“十岁那年，我偷了一个传教士的面包，并被当场抓住，”周赫煊冷笑道，“他没有把我交给警察，而是收我做小跟班。但他可不是什么善人，我不但要干活，还经常遭他打骂，被他称作猪崽子。但我要感谢他，是他教我读写英文。后来我又随传教士去了美国，那可真是个糟糕的国家。你们没有留过洋的，可千万别把列强当成天堂。那里的穷人，不见得比中国百姓过得好。英国的工厂里，每年都有很多儿童死亡或者残废。而标榜民主的美国，第一等是白人，第二等是拉美人，第三等是黑人和印第安土著，至于中国人，地位可能比畜生要好些。我见过中国人被活活打死，美国警察就在旁边看热闹。那时我开始思考，中国到底是什么？我为什么是中国人？中国究竟怎么了？”

是啊，中国究竟怎么了？

学生们或悲愤，或沉默，全都沉浸于周赫煊的故事当中，反倒把他校长的身份给忘掉。

周赫煊在一步步转移话题，他做到了。

嗯，接着忽悠。

第098章【忍辱负重】

“中国怎么了？没人告诉我答案，我只能在书本中寻找。”

“收留我的那个传教士死后，我便在美国各地流浪。因为《排华法案》的缘故，我很难找到正经工作。一般情况下，我靠小偷小摸过日子，也曾把旧瓷器当古董卖给美国佬骗钱，后来又伪装成日本人向杂志和报纸投稿，勉强能赚到些稿费。”

“我在哈佛旁听过历史课，也曾在普林斯顿偷学政治和经济。我经常假装自己是日本或中国留学生，他们对留学生要客气些，对滞留美国的华工则非常厌恶。对了，我还帮哈佛的某位硕士写过毕业论文，那次我足足赚了200美元。”

学生们默然望着台上谈笑自若的男人，那就是他们的新校长，一个流浪汉、诈骗犯和小偷。但他们却无法对他产生憎恶感，更多的是同情和可怜，甚至是佩服。

别的不说，周赫煊靠旁听自学成才，居然能为哈佛硕士代写毕业论文，肚子里是有真才实学的啊。

周赫煊的故事还在继续：“后来我偷渡到欧洲，发现那里比美国要好混得多。虽然他们仍旧歧视中国人，但那只是狭隘的偏见而已，至少没剥夺中国人的工作权利。法国人浪漫而幼稚，英国人绅士而傲慢，德国人严谨而死板，俄国人直率而粗鲁……每个民族都有他的特色，你时常留心，就会发现许多趣事。当然，我更关注的是各国图书馆，费尽心机地混进去，偷看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资料。我想了解这些国家，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列强，而我们中国，又为什么软弱无能？”

“国家是什么？无非国土、国民、文化和政府。”

“自晚清以外，中国的国土大面积沦丧，中国的国民普遍愚昧无知，中国的文化陈旧落后，至于中国的政府，呵呵，不可描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