辜鸿铭问道：“既然平等，那世界各民族之间，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大的差异？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文化风俗上，还有智力、道德和性格等多方面。”

“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，”周赫煊道，“先来说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南太平洋野人，他们为什么会原始落后？因为孤悬海外，跟外界缺乏交流和沟通。中国和欧洲，历来是互相影响促进，这种交流大大加快了人类的文化和科学发展。”

辜鸿铭笑道：“中国人的四大发明，确实促进了欧洲科学的发展。至于中国嘛，在近代以前，一直是独自进步的。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，但中国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，”周赫煊道，“比如二胡和琵琶，这些乐器就来自中亚、西亚。西方的星座学说，也早早传入中国，苏东坡就是忠实的星座迷，他常常自嘲摩羯座都是倒霉蛋。”

“哦，苏东坡还信星座之说？”辜鸿铭惊讶道。

周赫煊道：“《东坡志林》里有记载。退之诗云：我生之辰，月宿直斗。乃知退之磨蝎（摩羯）为身宫，而仆乃以磨蝎为命，平生多得谤誉，殆是同病也。”

这段话的大致内容，是苏东坡吐槽自己和韩愈同命相怜，都跟摩羯座扯上关系（一个命宫摩羯，一个身宫摩羯），命不好，经常遭到诽谤攻击。（老王语：感觉这是摩羯座被黑得最惨的一次。）

辜鸿铭听了大笑：“哈哈，想不到韩愈也是摩羯座，看来以后我要多多研究星座了。”

周赫煊又说：“一个民族的特性，跟它最初的发源地有关。适合耕种的地区，发展出农业文明，而土壤浅薄的地方，则发展出游牧文明。就拿中国来说，为什么起源于北方？因为以原始的农业技术，南方炎热多雨的气候，是不适合耕种的。”

“有点意思，你继续说。”辜鸿铭研究中国人，是从文化道德角度来展开，周赫煊的观点让他耳目一新。

周赫煊继续道：“中华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，远古农业要发展，需要秩序性和稳定性，所以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。儒家的礼教道德，不外乎是为集体主义说项。然后逐渐演化下来，就成为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。”

辜鸿铭想要反驳，但细细想来却似乎有点道理。

“而西方呢？”周赫煊又说，“如今欧洲兴盛的国家，在古希腊、古罗马的时候都还是野蛮人。但野蛮征服了文明，于是迎来中世纪的黑暗，直到文艺复兴才重见光明。他们因为靠近地中海和大西洋，最后诞生了异于农耕和游牧的海洋文明。海洋文明是商业文明，戳穿了就是逐利。工业革命是为利益，殖民屠杀是为利益，十年前欧洲那场大战，也是为了利益。”

“这个观点很好，甚合我意。”辜鸿铭也认为西方文明是利益文明，不过他也强调中华文明是道德文明。

周赫煊说：“辜先生的《春秋大义》我读过，也很同意你对各国族群的分析。但我认为，这种民族性差异并非天生，而是长久以来的历史影响造成的。”

辜鸿铭问：“那你是否同意我书中的观点？”